第十一讲 和煦家风催人奋进

——孙家鼐家风简述

中国文化博大精深,一字一句,甚至是一笔一划,都充满智慧,也布满玄机。比如,大家知道,人才可以写作“人材”,就包涵“十年树木、百年树人”的道理。但也有让人困惑的现象:两块相邻的林地,一块地里横成列、竖成行,大树参天,郁郁葱葱,另外一块地里却杂树丛生,东倒西歪,难有栋梁之材;比邻而居的两户家庭,一家儿女勤奋学习,争先恐后,另外一家兄弟却横行乡里,比着使坏……同样的时空条件下,什么因素决定一棵树能否成材、一个人能否成才呢?寿州孙氏“一门三进士、五子四登科”的科举传奇,也许有助于解开这一谜团。

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。她位于八公山下、淮河南岸,古称寿春、郢、寿阳、寿州等,州来、下蔡、楚国、淮南国、东汉袁术等朝代曾在这里建都,素有千年古都、成语之城、书画之乡、二十四节气和豆腐摇篮等美誉。由于战略位置险要、物产富足,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决定东晋存亡的淝水之战、决定赵匡胤生死的南塘之战等17场较大战争,都发生在这里。而最为惨烈的,要数元朝末年,农民起义军与蒙古大军在这里反复厮杀,到了明朝初年,已经是“白骨露于野、千里无鸡鸣”,几乎成了无人区。为恢复生产,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从山东、山西、湖北等地,向寿州大批移民。于是,孙钅+鉴、孙铠兄弟二人,把简单的行李和一捆煎饼、大葱装上独轮车,含泪离开山东济宁老家,风餐露宿,辗转千里,才抵达破败的寿州城。一个给人种田,另一个开豆腐房糊口,兄弟俩同心同德、起早贪黑,终于在异乡站稳脚跟,繁衍后代。

到了清乾隆二年,孙氏子孙遍布城乡,家族实力大增,有识之士出面牵头,发动全族的力量,修成第一部宗谱,制订了《十条家训》,并在以后的续谱中代代传承。

宗谱中列入家训,作为全族人共同遵守的准则,是各个家族修谱的基本做法。但《寿州孙氏宗谱》所列家训,却特色鲜明。“丧葬必遵家礼,随家道之丰歉,勿奢勿俭,致敬致哀,祖宗虽远,祭祀不可不诚”、“勿持强凌弱,勿以智欺愚”、“居家戒奢靡、崇勤俭”、“不可呼朋引众,聚餐赌博”、“居心要存仁厚,勿事残刻奸巧”、“族中子弟有聪俊者宜敦品读书,不得问外事、交接官府”、“婚姻要择门第,不许论财”等,十条家训,没喊一句口号,条条朴实具体,好记易行。从此,孙氏家训代代相传,形成了良好家风。而良好的家风又“润物细无声”,成为滋润每个子孙健康成长的阳光雨露……

美酒需要长时间的积淀,才能香气袭人;金蝉需要三年的等待,才能一鸣惊人。时过百年,到了清朝晚期,也就是道光朝之后,寿州孙氏人才横空出世,呈现井喷势头。从道光15年(即1835年),十世孙树南考取举人,到宣统二年(1910年),75年间,孙家就有一人高中状元、9人考取进士、13人考取举人,获得秀才身份的人数以百计。因为全国性的会试,三年一考,特殊年份才增加一次“恩科”,每次科举只录取二三百名进士、同进士,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,每次科考,孙家都有子孙猎取功名,这在全国都不多见。寿州孙氏也因此一跃成为名门望族,享誉江淮大地。

在寿州孙氏人才中,以十一世“孙氏五魁”最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
魁星为二十八宿之一,是古代主管文运的神仙。过去,各地的文庙里,都建有一座魁星楼,专门供奉它。魁星显灵,文运就能昌盛。

由于孙家鼐五兄弟个个聪俊善学,接连蟾宫折桂,所以,众乡亲都说他们是魁星下凡,五兄弟赢得了“孙氏五魁”的美名。

远祖暂且不论,至少到了爷爷孙克伟这一代,孙家鼐家已跻身书香门第。爷爷孙克伟是贡生(指秀才中的成绩优异者,可入京师国子监读书),父亲孙崇祖是廪贡(享受奖学金的优秀贡生),担任过池州府教授。据说,孙崇祖又矮又胖,腰宽背圆,但却行动敏捷,走起路来象独轮车的“轱辘”一样,人送外号“孙轱辘”。他是如何教育儿子的,已年代久远,无人能知。但他留下的一副教子联,却深入浅出,今日读来仍让人心弦轰鸣:

光阴迅速,纵终日读书习字能得几多?恐至老无闻,趁此时埋头用力;

世事艰难,即寻常吃饭穿衣谈何容易!惟将勤补拙,免他年仰面求人。

父母教子有方,五子你追我赶。长子家泽率先垂范,22岁中举,27岁考取进士,出任内阁中书、礼部主事等职;次子家铎不甘落后,25岁中举,26岁金榜题名,担任江西安仁知县、广信府河口同知等职;三子家怿学有所成,32岁成为举人,实授刑部员外郎;四子家丞少年得志,入京朝考(大省6人,中省4人,小省2人),夺得一等优贡荣誉,当即被提升为浙江乐清知县,走马上任……

在这样一个家风正、学风浓、充满正能量的“小环境”里,孙家鼐学有榜样,赶有目标。1851年,24岁时,他成为举人。此后,由于太平天国起义从西南席卷华东,大半个中国烽火连天,民不聊生,科举考试不得不暂停。孙家鼐却一心向学,并未因时局动**而自暴自弃。四个哥哥在外为官,他一个人,既要赡养年迈的父母,又要抚养年幼的儿女。白天,他为生计奔波;入夜,安顿好家人之后,他拔亮灯芯,潜心攻读。咸丰九年(1759年),会试重新在京城举行,三场考试之后,34岁的孙家鼐过关斩将,状元及第。他也成为清朝历史上,安徽省江北地区唯一一名状元郎!

中国戏剧中,有不少状元郎独占鳌头后被皇帝召为驸马的剧目,实际上,这种情况并不多见,常见的,一个人高中状元,意味着他登上了一个较高的仕途起点,这也为他以后的官场生涯铺平了道路。

翻开孙家鼐的简历,用平步青云来形容,一点都不过分。翰林院修撰、山西正考官、湖北学政、翰林院侍读学士、毓庆宫行走(光绪帝师傅)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、督察院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、刑部尚书、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、吏部尚书、学务大臣、协办大学士、武英殿大学士……,官做一品,位极人臣。

但是,他并没有学会拍马溜须、请客送礼等技巧,为了升官而升官。上班时间,他尽职尽责,认真处理各种政务;下班以后,没有公务应酬,他恪守“不得问外事、交接官府”、“不可呼朋引众、聚餐赌博”等家训,早早回家,关门闭户,读书练字,怡然自乐。

孙家鼐为人低调,待人和气,“简约敛退,生平无疾言遽色”( 《清史稿》)。但是对原则性问题,他却不做墙头草。

譬如甲午战争前夕,满朝文武都听从皇帝红人、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的鼓噪,力主与日本开战,而深知中、日军事力量对比实情的孙家鼐却认为外有强敌、国有奸臣,战机并不成熟,于是,他顶住压力,提出“衅不可启”。实战证明他的建议是理性的、正确的。“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”。历史的演进大都是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的。如果清政府能够采纳他的建议,主动避免或延缓战争,那么,甲午战争就不会败得那么惨;日本不仰仗《马关条约》割地赔款,就没有国力用于急速扩军、更新装备,紧接着打响的日俄战争、“九一八事变”乃至“七七事变”,就有可能避免或推迟,中国的近现代史肯定不会这么白骨累累、血泪斑斑。

再譬如,百日维新失败后,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帝、屠杀“六君子”、废除变法举措,在白色恐怖下,孙家鼐牢记祖训“居心要存仁厚,勿事残刻奸巧”,他不顾个人安危,奔走呼号,终于让慈禧太后网开一面,使京师大学堂侥幸存活,为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提供了坚实平台。

在日常生活中,他也是严以律己,积极践行家训。1871年夏天,孙家鼐请假回乡省亲。因家族人丁兴旺,住房日益局促,他就与三哥、四哥合伙购置了一块土地,准备盖几栋新房。可是,有一个老太太却上门胡闹。以他的京官身份,只要给知州打声招呼,老太太肯定吃不了、兜着走。但孙家鼐遵循“勿持强凌弱,勿以智欺愚”的家训,动了恻隐之心,可怜她贫困无助,主动赠送她一笔钱,平息纠纷。还有一天傍晚,他身穿便服,出城看完朋友后返回城里。因城门洞子长、光线暗、行人多,一个莽汉挑着一担粪水迎面撞来,孙家鼐赶紧躲闪,并提醒他以后走路注意行人。那位莽汉不但不赔礼道歉,反而口吐狂言:“我是孙状元家的伙计,你能把我怎么样?”孙家鼐厉声训斥说:“状元家的伙计也不能仗势欺人!”回到家里,他马上召开家族会议,责成管家立即解雇那位莽汉,对所有雇工严加管教;他还对家人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:孙家后代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要以《家训》为准则,16岁之前不许穿丝绸,不许穿皮毛;如有偷、抢、奸等行为,族长有权给予严惩……

1900年1月,古稀之年的孙家鼐最后一次回乡探亲。身位总理级(清朝不设宰相,大学士相当于宰相)的当朝大员衣锦还乡,省、州两级政府非常重视,在状元府附近的寿州北门外张灯结彩,准备在孙家鼐抵达时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。但他却不愿意惊官动府,惊扰乡亲,下船后,他不顾鞍马劳顿,乘着普通轿子,绕道而行,直奔孙府。

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和熏陶,往往会受益终生。晚年时,孙家鼐曾撰写过一副对联:“祖宗远,祭祀宜重宜诚;子孙愚,经书不可不读”,此联可以视为他对《家训》的进一步诠释,又可以从《家训》里找到源头(《家训》中有:“祖宗虽远,祭祀不可不诚”、“族中子弟有聪俊者,宜敦品读书”等条款)。

孙家鼐的品德,受到朝野内外的好评。同为光绪帝师傅的翁同龢在《日记》中写道:“孙燮臣沉潜好学,服膺王阳明之书,立志高远,凝厚而开张,余欲兄事之。”与孙家鼐有深交的英国学者、传教士李提摩太(山西大学两位创办人之一)回国后,在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》一书中指出:“孙家鼐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、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。”

再好的《家训》,没人践行,也是空话;再好的家风,没人传承,也是枉然。

值得庆幸的,北京大学“祖师爷”、中国首任教育部长、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“文正”孙家鼐逝世已一百多年了,寿州孙氏的优良传统还在继承、发展之中。每年除夕,团圆饭上,寿州孙氏家家户户必有一道豆腐菜,以纪念始迁祖开豆腐房起家的历史;1930年代,孙多鑫、孙多森创建的上海阜丰面粉厂日产量高达2.6万包,位居中国第一,所用的商标就是“老车牌”,意在缅怀始迁祖南下创业时所推的那辆独轮车;孙蟠(1727—1804)是孙家鼐曾祖父孙士谦的唯一一个亲弟弟,曾任侯选知府、钦加道衔加一级。后来,在寿州开办“石舟当铺”,聚财颇丰。八公山里的青琅玕馆(俗称孙家花园),面积约有 6.6万平方米,就是他修建的。孙蟠深受子孙们的尊敬、爱戴。后来,孙氏子孙为了避讳蟠字,盘子不叫盘子,都称作“碟子”……

在优良家风熏陶下,寿州孙氏人才辈出:同盟会元老、反清志士孙毓筠(原名孙多琪)曾任民国安徽第一任都督;黄埔一期毕业的孙一中(原名孙以悰),投身革命后,担任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,协助贺龙,为创建洪湖革命根据地立下卓越功勋;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孙津川(原名孙方淦)被叛徒出卖后,拒绝高官厚禄的引诱,宁死不屈,在雨花台英勇就义;孙多鑫、孙多森、孙多钰等投身实业,在面粉加工、煤矿开采、铁路铺设、银行创办等领域开疆拓土,成为中国著名的实业家、银行家;孙多慈酷爱丹青,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中央大学美术系,学成之后,投身艺术教育事业,担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、院长,桃李满天下……

据不完全统计,截止1980年代,《寿州孙氏宗谱》记载,孙家子孙著书立说者已有29人之多,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,可见“敦品读书”的家风是多么浓厚,传承得多么持久。

2015年8月15日,中共中央候补委员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、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率队来到寿县孙氏宗祠,向孙家鼐铜像鞠躬致敬。他对同行的北大教职员说:“孙家鼐是北京大学的鼻祖。为了更好的弘扬北大精神、宣传北大历史,北大人应该来这里拜谒孙家鼐先生,要记住北大的根,要清楚北大的渊源。”

综上所述,我们不难发现,家训是培养家风的基础,家风是践行家训的结果。一棵幼苗能不能成材,与有无底肥大有关系,没有底肥的树苗先天不足,后天再怎么施肥也难以弥补;一个人能不能成才,与家风优劣密切联系,家风不良会让人从小沾染一身恶习,后天的**顶多事倍功半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家风的作用就像底肥之于树木,她是促进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家庭文化底蕴,能够自始至终提供成才的正能量、原动力。底肥充足苗儿壮,家风和煦人向上。这不正是寿州“孙氏五魁”群体成才的奥秘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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